无论将《金瓶梅》搬上舞台引发多少争议，有一点确定无疑：“金瓶梅”三个字在数百年间总能勾起人们的兴趣。这本明代“奇书”，一面因其艺术价值备受推崇，一面屡屡遭禁，至今，人们都无法完全开放地去谈论它。 其中潘金莲是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三百多年来，她就像一条打不死的美女蛇，她的身影摇曳在不同时代的观众眼前，屡遭打压，又屡次复活。几乎关于她的每一个话题，都带有争议性。 11月17日，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的新编广东汉剧《金莲》在黄花岗剧院上演。据悉，在即将举办的“梅花迎新”戏剧盛会上，《金莲》将再次与广大观众见面。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不久前，芭蕾舞剧《金瓶梅》，作为一次实验性的艺术探索，也同样引人注目。在香港的演出大获成功，在上海则被搁浅；一叫好，一搁浅，都各有其原因。 “追求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金瓶梅》的价值所在，”在汉剧《金莲》导演王向明看来，《金瓶梅》的思想价值直接来源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市民社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高度发达的世俗化生活呼吁着人性与欲望的解放。” “暗度陈仓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一大特点”，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董上德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把“美女蛇打不死”的现象成因归结为“作注”的传统，“借助家喻户晓的故事和人物，表达自己的观点”，潘金莲在每一个时代都会被重新诠释，并向舞台之下“提出当时社会伦理关系的新命题”。 潘金莲，“人性”还是“性”的化身？ 即使没读过这部小说的大多数中国人也知道，《金瓶梅》通过大量对性的赤裸裸描写来刻画人物，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特殊地位，却在历代被称为“奇书”的同时，被列为“禁书”。 自明代成书以来，这部作品不仅从未间断被私下传阅、手抄，对它的改编和再创作也一直没有停息过。从清代传统戏曲《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三级片，潘金莲都是其中的主角，俨然艳色情欲题材的代言人。 《金莲》剧本的作者、国家一级编剧隆学义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故事的戏剧性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她“本身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有黑暗的一面，也有人性的一面”。 潘金莲“黑暗的一面”已成为数百年来的文化负面符号。施耐庵在《水浒传》奠定了潘金莲的形象基础，经过明代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的丰富与渲染，潘金莲在道德人伦上一直背负着毒妇、荡妇之名。今年8月，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副教授张海峡以“潘金莲”评价留学法国的中国女学生，就曾引发极大争议。 然而，在刚落下帷幕的广东省艺术节上，广东汉剧《金莲》则体现出另一种解读视角。从民国初年的“文明戏”、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粤剧、京剧到上世纪80年代戏剧界的“潘金莲风潮”，戏剧舞台上的潘金莲，更多地被文艺界从“人性的一面”出发，视为“女性解放”的代表和先驱。 “表现的是人性，而不是性。”2011年9月上演的芭蕾舞剧《金瓶梅》导演王媛媛这样认为。 20年代，欧阳予倩颠覆《金瓶梅》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是《金瓶梅》戏剧史上第一个异数。“今天依然承接着欧阳予倩的思路。”董上德指出。 在欧阳予倩之前，传统戏曲一直有把潘金莲搬上舞台的实践，如《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等等，现存篇幅较短的弹词、子弟书和俗曲超过二十多部，但它们无一不是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上，对潘金莲进行丑化和谴责。 而被时人誉为“北梅(梅兰芳)南欧”的欧阳予倩却要为潘金莲“翻案”。据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回忆，欧阳予倩同情潘金莲，为此，还与包辩论一场，称“她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有学者考证，欧阳予倩早期的《潘金莲》，出现在1913年到1915年间，早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学运动，形式既有话剧，也有京戏。 1927年，京剧《潘金莲》公演，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作品，左翼人士评论称，其“替残酷深重的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吐了第一口冤气”。 事实上，《潘金莲》还不止一次被演出过。当时戏院老板为了招徕观众，常常更换戏名，多次演出。新编《潘金莲》更被改为其他剧种。粤剧风行上海的2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就曾排演过《潘金莲》。 民国初年，古老中国在半推半就间继续迈出近代化的步伐，从社会伦常到戏剧，都面临革新。20年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上演。主人公娜拉对婚恋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极大地鼓动了公众。 早年留学日本、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充满现代精神话剧的欧阳予倩，回国后开始为女性命运写剧。“五四”后，欧阳予倩在早期演出基础上进行改编，对《金瓶梅》进行系统性颠覆。 欧阳予倩借潘金莲之口，向男权社会发难：“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来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 在欧阳予倩的舞台上，潘金莲充满强烈的现代“自我”意识，大胆地说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得我。”这番台词，即便放到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不过时。 60年代，总理叫停《潘金莲》 欧阳予倩没有想到，正是这部“反封建”的作品令他的晚年惶惶不安。…
小说《水浒传》是通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和反映思想的。“智取生辰纲”是小说特别引人入胜的一段，但被以“劫富济贫”名义劫获的生辰纲到哪儿去了？到底是济了贫还是被几位好汉私分了。 白日鼠家挖出一包金银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确实精彩，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生辰纲价值十万贯。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把一千个制钱用麻绳穿起来就是一贯，也叫一吊。从《红楼梦》中相关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两银子约相当于两贯，清代乾隆年间五六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一所大宅院，可见十万贯是个惊人的数字。 晁盖等人“劫富”之后有没有“济贫”呢？没有，他们自己瓜分了。证据之一，官府在白日鼠白胜家地下挖出了一包金银，破了案，晁盖等人被迫上了梁山。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当了寨主，“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赏多少呢？我们可以从20回写到不久后他们的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财宝的分配上发现一些规律。我算了一下，每位头领所得是小头目和喽啰平均数的70倍！所以从这次分配来看智取生辰纲所得十万贯财物，至少有八万贯被他们几个头领分了，一夜暴富。那么晁盖等人打家劫舍“劫富”而不“济贫”是个别现象还是带有普遍性呢？我们来看看别的例子，有些其他山头头领对于打劫来的财物攫取的比例比晁盖他们更高。第5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按照周通的建议将劫掠所得分成三份，周通和李忠各一份，即各得33.3%，五七百个喽啰共分一份即33.3%。他俩每人所得是每个小喽啰的500至700倍！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宋、元、明代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小说多次写到抢劫、杀害过路客商，这种行为很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 14回刘唐说：“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15回吴用对三阮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谓“劫富济贫”是一种财产再分配行为，然而“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而是被极少数人侵吞了，因此实际上这种财产再分配并没有实现财产性质的改变，不义之财并没有改变为正义之财。极少数头领将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腐败变质，是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仇富心理仍有市场 长期以来许多人将“打家劫舍”看做是一种好汉行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与危害性，和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认为“为富不仁”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有关。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孟子引用阳虎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些思想影响很大。我们理解这些话时是不能离开当时的语言环境的。 孔子说那些话时，是在批评鲁国的季氏贪得无厌，并不是提倡绝对平均主义，但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实际上从来没有人真正做到过，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均。孟子的话也是着眼于在位的君主不要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要关心“民事”。如果贪得无厌地求富，就会“不仁”，而不是认为富者就一定“不仁”。但后来这个思想被绝对化了，似乎“富”与“不仁”具有必然联系，要富就不能仁。这种所谓“为富不仁”的错误观念，因而导致的仇富心理很有市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针对一段时期连续出现杀害私企老板的事件说：“须改变传统‘仇富’思维。必须承认，民间有仇富情绪，传统民间文学描写的都是劫富济贫民心大快。”他认为，要化解这一传统思维，必须修改教科书，均贫均富都不好，应提倡共同富裕。这个意见有道理。中国人“中庸”了几千年，但是二十世纪老走极端，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中庸、诡辩、辩证法，其实只有一步之差，所谓“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 为什么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就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为这支军队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用先进文化加以改造过了。毛泽东的照片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窑洞外，毛泽东当时穿的裤子上有个大补丁！它使我明白，最高层领导能够与最基层的士兵同甘共苦，因此大家都会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去奋斗，去牺牲。所以连当时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参观了以后都说，将来国共斗争的胜利者一定是共产党。（作者：周思源） sealnews02
在封建宗法制一夫一妻多妾制的范畴内幻想“一对一”情爱，是潘金莲的大悲剧。 旅游开发八仙过海，好几处自称《水浒传》《金瓶梅》发生地的地方，推出号称水浒、金瓶套餐曰“武大郎炊饼+潘金莲咸菜”。其制作方法：在发好的面团中揉入油、盐、花椒面儿，表面涂芝麻，放入挂炉烤制成外酥里软的“武大郎炊饼”；锅中放油，油热后放八角、花椒、葱丝、姜丝、辣椒丝，炒一会儿，待香味逸出后，将切成丝的咸菜放入翻炒，熟时放入香菜段，“潘金莲咸菜”就新鲜出炉了。两种咸渍渍、香喷喷的食物相配，再辅以绿豆小米粥，就成了“山东风味名吃”或“水浒、金瓶梅名吃”了。 其实不管《水浒传》还是《金瓶梅》，都不曾写过这样的风味小吃。所谓“武大郎炊饼+潘金莲咸菜”，不过是齐鲁老百姓的寻常早餐“吊炉烧饼+咸菜稀粥”。在《金瓶梅》里，武大郎炊饼不是烤制的，潘金莲做家庭主妇的专长也不是炒咸菜，而是蒸肉馅角儿。小小肉馅角儿还标志着水浒淫妇向金瓶梅弃妇的哲理性转型。 先看武大郎炊饼：据《瓶外卮言》记载，炊饼“即蒸饼也。宋仁宗庙讳‘贞’，语音近‘蒸’，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见《青箱杂记》。”可见，《水浒传》和《金瓶梅》的“炊饼”是上锅蒸的面食，不是上炉烤的。“蒸饼”不得不读成“炊饼”，是为避讳皇帝庙号。二十世纪拍的《水浒传》电视剧中，王思懿扮演的潘金莲一大早就热气腾腾蒸馒头，曾受“这难道是炊饼”的质疑，其实导演并没搞错。按常识，吊炉烧饼应现烤现卖，如果预先烤好再满街挑着卖，就会表面变软、芝麻脱落，卖相不好也不爽口了。馒头则可以挑着卖。 武大单靠卖炊饼能养活潘金莲吗？相当难。据《金瓶梅》描写，武大卖炊饼的本钱和武大夫妇住的房子都是张大户“赞助”，条件是武大放任张大户找潘金莲厮混。“武大虽一时撞见，亦不敢声言。”后来张大户死了，武大夫妇被家主婆轰出赁房子住，因为浅房浅屋，常有地痞流氓冲着美貌的潘金莲嘲戏，撒谜语，唱叫“这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武大受不了，想搬家却无财力，得靠潘金莲把首饰卖掉———自然原是张大户“赞助”———典座两层四屋小楼居住。正因为有了这座简陋的二层小楼，潘金莲的叉竿才能端端正正打到路过的西门庆脑袋上。《金瓶梅》虽被某些研究者称作“自然主义”，其实草蛇灰线，运笔很细，从小说构思上说，武大典这个小楼，简直是预先给潘金莲和西门庆“叉竿相逢”准备特需环境。 潘金莲常叹息“买金偏撞不到卖金的”，嫁个丈夫，了无志气，一味贪杯，人物猥琐，是“三寸丁 树皮”，“三寸丁”形容个头矮小，“ 树皮”形容皮肤粗糙。潘金莲对武松一见钟情，“谁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异想天开，对武松像火盆样热情，“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倘若不是武松恪守“长嫂如母”的道德标准，潘金莲早就把打虎英雄拉下水了。如果真出现那尴尬局面，大概武大同样“不敢声言”。 向武松调情碰一鼻子灰后，潘金莲遇到西门庆。先是茶坊偷情，后在王婆教唆下，靠西门庆提供的毒药鸩杀武大。毒杀亲夫后的潘金莲在《水浒传》很快就被武松一刀杀了，进入《金瓶梅》却获得七年继续存活，对中国小说史是很重要的存活。 武大被杀后，西门庆和潘金莲在县前街就明铺明盖了。此时的西门庆和潘金莲，既是奸夫淫妇欢会，也是强势富豪男和弱势贫家妇相持。潘金莲说“奴今日与你百依百随”，“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门庆却丢下潘金莲，忙着向富孀孟玉楼求婚，插定，过礼，迎亲；忙着跟有背景的陈洪家联姻；忙着到妓院跟狐朋狗党喝酒取乐……哪儿都去，就是不再踏进武大家！西门庆潜意识中，是否已把“叉竿姻缘”这一页翻过去了？ 潘金莲不能不施出浑身解数，把西门庆重新拉回身边。她精心做下一笼肉馅角儿想款待西门庆。穷女人讨好富情人，亲手做饭伺候他的胃，也做不出山珍海味，只不过是肉馅角儿。这肉馅角儿是发面的？还是烫面的？已无可考。但它必须得和面、剁肉、调馅儿、一个一个包好，再上笼蒸熟。无奈西门庆还是没有踪迹，潘金莲迁怒迎儿，打她，骂她偷吃角儿，拿马鞭子打迎儿几十下，用尖指甲掐迎儿的脸。为一只小小角儿何至如此？这个细节说明：做肉馅角儿对潘金莲是改善生活，她是郑重其事拿来讨好情人西门庆的，所以才会因为迎儿偷吃一个角儿就歇斯底里大发作。潘金莲本是坏后母，因受到西门庆冷遇，变得更坏，更促狭，更残忍。 在《金瓶梅》里，跟潘金莲蒸肉馅角儿同时出现的，是极次要的小人物，武大前妻之女迎儿。“迎”谐音“蝇”，意思是卑微得像小虫子，但小人物起大作用。迎儿在《金瓶梅》出场时十二岁，潘金莲进西门府将她丢给王婆照管。七年后，武松遇赦回乡，迎儿恰好十九岁，到出嫁年龄，武松遂以看顾迎儿为由，冒叔娶嫂恶名，将再次守寡的潘金莲骗回家。痴恋打虎英雄的潘金莲通过被剖腹挖心，终于跟打虎英雄完成零距离接触。 进入西门府，潘金莲身上的“小家碧玉”气渐渐消失，“邪恶小人”气渐渐升腾，她恃宠生骄，颠寒作热，编谎生事，排挤对手，想独占西门庆。潘金莲为了再求发展，不得不琢磨出比蒸肉馅角儿更有效的、讨好西门庆、在西门府夺宠的各种方法。在封建宗法制一夫一妻多妾制的范畴内幻想“一对一”情爱，是潘金莲的大悲剧。（作者：马瑞芳） sealnews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