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8

　　伊沛霞是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写作了十几本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之后，她开始关注宋徽宗，一个充满争议的帝王，她遍读史料，重新审视这个复杂的中国皇帝 　　想象一下宋徽宗时期的开封城。与开始就被规划为都城的大唐长安不同，宋都开封由一座州郡治所发展而来，起初，它远没有长安城恢弘。开封城里没有对称分布的宽阔大街，也没有整饬分明的功能规划区，以及专门划拨的集市场所。 　　有宋以来，开封的人口密度一直在增加。太祖定都开封前，开封的旧城墙每边不足3公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城墙外建屋，每一边的城郭被扩至7公里，白色的城墙高达12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布21座城门。城门外，一条30米宽的护城河环拱。新城墙将开封府的规模扩大了3倍。徽宗的童年时代，护城河又被扩建至宽77米、深约5米。当时，开封府的居民已经有一百二三十万。 　　在开封府的正中央坐落着王朝的心脏——皇城所在，它从视觉上象征着王朝的政治中心。京杭大运河自西向东横贯开封城，将其与扬州、杭州等南方重镇相连，丝绸稻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开封。每天清晨，猪倌驱赶着几千只猪进入城门。这些粮食谷物，有些进入皇家粮仓，有些进入市场。贩售同类商品的商铺自发比邻而居，有专门卖金银的街巷，还有集勾栏、酒肆、客栈、茶馆与妓院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区“瓦子”，马行街的夜市灯火通明，以至于“蚊子与苍蝇都会躲得远远的”。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宋徽宗》一书中以细腻的工笔描绘徽宗童年和登基后的宋都开封，那里生机勃勃，市民生活空前发达，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政权的威胁，似乎会一直繁荣下去。 　　寻找宋徽宗 　　伊沛霞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这所学校以浓厚的古典学传统和对学生的高要求著称。60年代末，伊沛霞大三，学校要求人文学科的学生从主要的东方语言选择一门学习，伊沛霞觉得印度文明似乎太过于精神化，而大洋彼岸，中国正在发生“文革”，那是美国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试验充满好奇的年代，也是东亚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年代，伊沛霞选择了汉语。 　　没想到去教室上课第一天，老师竟然从古汉语开始讲起，但伊沛霞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大四那一年，她又主动选了古汉语，就此，伊沛霞一脚踏入了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领域。此后，伊沛霞读研究生时转入了汉学研究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75年拿到博士学位。但直到她博士毕业，她还没有真正的去过中国，相反，她在有限的资料里遨游，试图贴近古代中国的呼吸。 　　70年代中期，伊沛霞刚进入学界时曾读过一套史景迁主编的系列中国人物传记，那套书帮助她那一代人去了解当时尚属神秘的中国，从那时起她就在心中种下写一本中国人物传记的念头。 　　博士毕业后又过了几年，1978年到1980年之间，伊沛霞终于有机会去中国旅游，伊沛霞对展现在眼前的一切感到吃惊而心醉：古老的文明正以逐渐开放的姿态从新的体制中焕发活力。而六年前的1972年，西方世界还只能通过受邀去北京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眼睛观察这个古老文明。 　　或许是受芝加哥社会学派传统的浸润的缘故，伊沛霞在学术生涯早期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学家，她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历史的重要的帝王或名儒，而能触及更广泛的精英阶层，1978年，她以贵族家庭为单位展开的研究成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三十余年，她从汉唐转向宋朝，话题从家族转向妇女又转向文化的视觉层面，为美国汉学奉献了逾12本著作。 　　伊沛霞在传统的论证性的学术叙述中引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细节，这使她的著作更加丰满，吸引了学术界和校园之外的更广泛的读者。从执教之初，她就致力于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写作，为此她很注重自己的表达效果。她最初的努力是在一门中国历史课上，当她为学生编撰课程读物时，她特意选取那些可以活跃课堂气氛的文本。之后，她受邀为普罗大众撰写一本中国史，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基础课的通行教材。 　　写完自己的第一本书后，伊沛霞发现宋朝历史可以为挖掘古代贵族家族提供更深入的话题空间。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相较于唐朝，宋朝留存下来更丰富的史料，宋人热爱以笔记体记录当时的风土人情与奇闻轶事，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和普通人的生活场景。整个80到90年代，伊沛霞尤其着迷从宋朝时人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中追问人类学问题。重视时人的记录也成为伊沛霞后来写作《宋徽宗》时延续的一种治学态度。 　　在90年代以后，随着图像学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崛起，伊沛霞对历史研究中的视觉对象和视觉方法兴趣日渐浓厚。伊沛霞认为，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言辞，城市的空间布局、礼仪的制式、建筑的样式、书画内容以及风格，都承载了历史的叙事。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对象，他参与艺术实践、城市规划、建筑营造，同时以个人的历史嵌入更大的历史进程中？起初，伊沛霞选中了南宋诗人刘克庄，这位诗人著述颇丰并在朝中担任要职，卷入过南宋末年的政治风波。但随着不断阅读收集资料，1998年左右，伊沛霞发现徽宗是一个更理想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实践十分全面地与空间、建筑、景观、雕塑、绘画等视觉因素相结合，还因为他在其中展现了鲜明的个人取向。 　　文人皇帝？ 　　有关徽宗的研究在国外汉学界已经有一些成果，有汉学家重新研究徽宗时的权臣蔡京，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徽宗的诗，但这样一本全方位透视徽宗的书尚属首次。伊沛霞广泛博取徽宗手诏、大臣奏疏、史官记载与文人笔记，尽量做到不偏重任何一方的叙事。 　　伊沛霞阅读过尚留存在世的宋徽宗所有的御笔手诏，这些公文写作或是使用高度格式化用语，或是曲笔隐微，不着情绪，帝王的真实面孔在掩藏下模糊不清。如何拨云见日，寻找隐藏其间的真实人格，是伊沛霞写作《宋徽宗》时定下的目标。 　　将帝王当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书写，中国传统史书中并无这种写法。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帝王因为身份也被高度抽象化，他被视作上天的儿子，国祚的象征，唯独很难的仅仅是他自己。帝王的言行很容易被解释出政治意涵，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朝政社稷，为此史家下笔不得不审慎，《宋史》中对皇帝的叙述相当枯燥。和20世纪前中国史家普遍认为替皇帝写传记不合适的观点相反，西方发达的君主传记传统，和宋同期的拜占庭哲学家Michael Psellus就曾写过《十四位拜占庭统治者》。 　　或是受到这些传记的启发，伊沛霞希望自己也能从徽宗的眼睛看当时的世界，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中，试图理解徽宗所有的惹起后世是非评议的政治选择，并藉此向读者还原更为丰满的徽宗形象。 　　所幸，徽宗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皇帝。如同他十分欣赏的南唐后主“李煜”，除了手诏、内批以外，徽宗留下了大笔私人痕迹的作品，如诗词、书法、绘画，这使伊沛霞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迹可循一些。 　　在涉及艺术、文化工程方面，徽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即位之初，他就点名批评前朝宫殿在柱子上涂饰翠金羽毛的做法，嫌弃过于奢华而不够效法自然，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修建皇家园林，搜罗长臂猿、瑞鹤、麋鹿置于园中，将其装点成自然而不失风雅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