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三国现场 朱然墓:三国名将递上“名片”   在群星璀璨的三国英雄中,东吴大将朱然的知名度并不算高。而且由于历史上有过擒关羽的事迹,朱然在后世演义小说中的形象也不太正面,《三国演义》甚至虚构他在夷陵之战中被赵云一枪刺死。然而,就在1700多年后,安徽马鞍山一座神秘大墓被打开。朱然,这位早已尘封于历史的三国将军,重返人们的视野。   马鞍山位于长江下游东岸,距离南京仅50多公里。这里有孙策渡江之地牛渚矶,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马鞍山市雨山南面有一个小土冈,当地人称之为马营冈,相传曾是东吴军队牧马的场所。   1984年6月初,马鞍山市沪皖纺织联合开发公司扩建仓库,在这片小土冈上意外发现了一座砖室墓。考古人员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历时15天。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很快就浮出水面,他就是三国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   在墓葬考古中,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是公众最为关心的事情,同时也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难关。朱然墓之所以能够被迅速“破案”,是因为墓中出土了写有朱然名字的木刺和木谒。   刺和谒是写有主人身份与姓名的竹木简牍,类似于现在的名片。谒稍宽,在西汉已经广泛使用,刺则开始流行于东汉至三国。当时的官吏、文士互相拜访,要先在门口将自己的名刺或名谒递给侍者通报,主人阅后,才决定是否接见,以及用什么礼节接待。另一种情况是在庆贺、问疾等礼节交往中,拜访者将名刺或名谒置于礼品之中,以表心意,这又有些像现在的贺卡。谒使用场合较为正式,刺使用场合相对随意一些。   朱然墓出土14枚木刺、3枚木谒。木刺长约24.8厘米,宽3.4厘米,正面直行墨书“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鄣字义封”等字样,字体隶中带楷;木谒长约24.8厘米,宽9.8厘米,正面顶端中央墨书“谒”字,右起直行墨书“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字样,这些信息都与史书记载朱然的籍贯、官职契合。   据考古发现,在墓中放置木制名刺,可能是东吴时期流行的陪葬习俗,在湖北武昌郑丑墓、湖北鄂州史绰墓、江西南昌高荣墓均有木刺出土,而木谒则是朱然墓首次发现,同期北方的魏晋墓中则尚未发现。   朱然,字义封,丹阳故鄣(今浙江安吉)人,他的舅舅朱治早年跟随孙坚起兵,是东吴政权资历最老的臣僚之一。朱然原姓施,因过继给朱治而改姓朱,他从小与孙权同窗读书,关系十分亲密,最终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在东吴军界是仅次于陆逊的二号人物。朱然于赤乌十二年(249年)去世,享年68岁,孙权为之素服举哀。   朱然墓是一座前带阶梯形墓道的双室墓,坐北朝南,前室与后室之间不设通道,仅以墓壁相隔。前、后室中各放置一具黑漆棺木,因在地下埋葬已久,呈浅栗褐色,后室墓棺较大。推测前室为朱然一位妻妾的棺木,后室为朱然棺木。   朱然墓受过盗墓者的盗扰,但依然保存了140多件随葬品,包括漆器、木器、青瓷、陶器和大量铜钱。其中漆器的数量相当多,约80多件,这批漆器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如案、盘、盒、勺、槅、盒、壶、羽觞、凭几等。有的仍在现代生活中可见,比如漆槅就类似于大食堂吃饭所用的餐盘,方便将不同的食物分区盛放;有的则已经离我们的生活远去,比如凭几,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都是席地而坐,坐累了就会倚靠在凭几上小憩,而在唐代以后,高背椅子开始广泛使用,凭几就被淘汰了。   朱然墓出土文物有4件因为极其名贵稀有,被列入我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漆木屐、贵族生活漆盘、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犀皮黄口羽觞。   朱然墓出土有一对珍贵的漆木屐,纵8厘米,横20.5厘米,高0.3厘米,重50克。据文献记载,我国很早就有穿木屐的历史。《急就篇》颜师古注:“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可以践泥。”南方天气潮湿多雨,地面经常泥泞不堪,穿着木屐可以提升鞋底与地面的距离,从而保持脚部的洁净。   东汉末年,木屐已经十分风靡,《后汉书·五行志》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木屐甚至还应用于军事。司马懿在五丈原追击蜀军,但由于关中地区地面有很多蒺藜,司马懿让军士两千人穿上平底无齿的木屐来吸附蒺藜,为后面的大军扫清障碍。魏晋以后,名士常以着木屐为时尚。朱然墓出土的木屐证实,在三国时期,穿着木屐就已经是贵族生活中的流行时尚,这一习俗很可能通过东吴活跃的航海活动而传播到日本等域外国家。   1996年9月,在朱然墓西南30多米处,考古人员又发现四座砖室墓,据考证为朱然家族墓,推测可能为朱然养父朱治或朱然之子朱绩(施绩)之墓,其中出土的青瓷羊造型优美,釉色莹润,是东吴越窑的精品之作。   如今,朱然墓已建成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朱然生前应该不会想到,他的家人将“名片”投入墓中这个细微的动作,让他在千年以后成为屈指可数的能够被后人“看见”的三国名将。(作者:青报)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是一座“国家宝藏”,也是大学者陈寅恪所言“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灿烂的敦煌文物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近日举办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中国古代史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波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敦煌文物的流散情况。   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   提到敦煌,人们一定会想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末提出的。李希霍芬是近代地理学的先驱,他发现了美国加州的金矿,也勘探出了我国山西的煤矿。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受当时中国政府的委托来中国探矿。与此同时,德国俾斯麦政府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找一条可以连通东方和西方的交通线路。带着这个目的,李希霍芬来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和旅行。   1877年,李希霍芬写了一本书,叫作《中国——我的旅行成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古代有一条从撒马尔罕(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到洛阳的古老的商道,他把这条商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而且还推测出了罗布泊和楼兰的位置。李希霍芬是第一个根据中国史籍中的信息把古代的交通路线绘入地图的欧洲地理学家。   其实,李希霍芬只是构想了一个理论框架,而真正沿着这条路线去考察和探险,并证明丝绸之路确实存在的,是他的学生斯文·赫定。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从此,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地理学名称。   斯文·赫定是一位与科学家诺贝尔齐名的瑞典探险家,他从大学时就开始从事职业探险活动。1890年—1937年,斯文·赫定先后5次来到中国探险。1896年,他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即古于阗的遗址。1900年,他发现了古楼兰城。1901年,他从新疆进入西藏,绘制了西藏地图,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5世纪至17世纪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先后在海上争霸,开拓新航路。到18世纪末,海上航道基本开辟完了,于是这些探险家把目光投向了中亚这片广阔的土地。从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全世界的探险家都蜂拥来到中亚,这也是我国新疆、敦煌的文物在那个时期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斯文·赫定每次探险后,都会写成两种类型的书,一种是科学的考察报告,另一种是通俗的游记,包括《游移的湖》《丝绸之路》《我的探险生涯》。《我的探险生涯》是他的自传体探险生活的回顾,20世纪70年代就有汉译本,被称为“科学版的西游记”,读起来非常有趣。比如,你知道他1896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使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吗?不是骆驼,他竟然是坐船去的,因为当时沙漠腹地的地下水非常丰富,很多河流里都有水,可以行船。我们简直不能想象,100多年后的地理变化有这么大。   1927年,斯文·赫定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河西、新疆一带考察,这次考察中获得的所有文物都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参加国际性的联合考察团。新中国成立后,斯文·赫定还赞助了很多中国地理学家到瑞典去留学。   丝绸之路是两条伟大道路的汇合   丝绸之路其实是两条伟大道路的汇合。一条是从东到西,由张骞出使西域和甘英出使大秦开创的路线;另一条是从西到东,是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国一起对付北方的匈奴。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最远走到了蓝氏城,就是今天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他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年,这次有点像外交考察,想知道西方到底有哪些国家。他最远走到了番兜城,就是今天伊朗北部的达姆甘,这个地方仍是在中亚的范围内。   东汉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为了对北匈奴进行军事打击,甘英奉命出使大秦。这里的大秦是指东罗马,即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甘英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到达波斯湾时,原本打算航行赴大秦,但是被波斯船员所讲的海妖故事吓唬住了,选择了返航。很遗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打开西方航路的机会,而甘英放弃了。   亚历山大东征则是在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年轻的马其顿帝国第二位皇帝亚历山大先是打败了希腊,然后继续东征征服了波斯,又一路打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和印度的北部。亚历山大在东征时采取殖民政策,每打下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军官驻守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这个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但是由西向东的这条道路从此被打通了。   丝绸之路就是这两条道路的汇合,这条连通东西的通道持续了近2000年的历史。从长安(今天的西安)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沿着北道或者南道进入中亚两河流域,然后到西亚,一直到大秦,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一条通道。   丝绸之路上不是简单的物品流通   丝绸之路的功能,首先是商品交换。葡萄、核桃、胡萝卜、胡豆、菠菜、黄瓜、石榴,还有葡萄酒、香料、珠宝以及非洲的象牙、犀角,这些物品都是从西边传来的。汉唐之际,中央政府最想从西方得到的东西是汗血宝马。因为在冷兵器时代,马太重要了,中原本土的马腿短、跑不快,耐力也不够,打起仗来远不如西方的马,因此马是我们最渴望从西方得到的,尤其是价值连城的汗血宝马。而从中国传出去的商品,则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金银器、手工制品等。   除了商品的交流,还有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比如,从西域传来的音乐和舞蹈,这在敦煌壁画里有很多画面呈现,它们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艺术生活。还有波斯的占星学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汉地,让我们对自然、对宇宙有了更多的认识。   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技术,最重要的是造纸术。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造纸术,但那时候造纸只是用来包装其他东西,一直到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蔡侯纸”,纸张才和竹简一起成为书写工具。在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唐军被阿拉伯军团击败,在战俘中有很多随军的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并把造纸术传给了当地人。造纸术又从中亚传到了西方,它对后来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在唐朝,景教、摩尼教、祆教被称为“三夷教”,也就是三大外来宗教,它们也是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人传入的。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唐代时各地有一些零星的景教寺院。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块保存完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面用3种文字刻了铭文,是研究世界宗教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   丝绸之路上还有各种不同语言的传播和交流。无论是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还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里,都包括了中古世纪多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像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回鹘文、突厥文等,还有佉卢文、梵文、古波斯文、古叙利亚文等外域的古代文字,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字的第一手资料。   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固定的道路,而是一条东西方宗教、文化、语言和技术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改变了历史,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沿路传播,就如同他们带到异地的种子一样落地生根。今天很多人问我:丝绸之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丝绸之路不是简单的物品流通,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这是它最大的意义。   藏经洞发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00年6月26日,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发现,数年之内,藏经洞的文物大部分被当时的外国探险者瓜分,流散到海外。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