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L新闻2023年2月27日电 2023年2月27日，据中国国家文物局消息，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根据投票结果，22个项目入围终评。这22个项目分别是： 1.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2.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3.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4.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5.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6.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7.陕西西安太平遗址 8.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9.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 10.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11.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12.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13.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14.湖南桑植官田遗址 15.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16.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17.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 18.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 19.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20.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21.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22.山东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 sealnews02
重返三国现场 朱然墓：三国名将递上“名片” 在群星璀璨的三国英雄中，东吴大将朱然的知名度并不算高。而且由于历史上有过擒关羽的事迹，朱然在后世演义小说中的形象也不太正面，《三国演义》甚至虚构他在夷陵之战中被赵云一枪刺死。然而，就在1700多年后，安徽马鞍山一座神秘大墓被打开。朱然，这位早已尘封于历史的三国将军，重返人们的视野。 马鞍山位于长江下游东岸，距离南京仅50多公里。这里有孙策渡江之地牛渚矶，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马鞍山市雨山南面有一个小土冈，当地人称之为马营冈，相传曾是东吴军队牧马的场所。 1984年6月初，马鞍山市沪皖纺织联合开发公司扩建仓库，在这片小土冈上意外发现了一座砖室墓。考古人员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历时15天。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很快就浮出水面，他就是三国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 在墓葬考古中，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是公众最为关心的事情，同时也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难关。朱然墓之所以能够被迅速“破案”，是因为墓中出土了写有朱然名字的木刺和木谒。 刺和谒是写有主人身份与姓名的竹木简牍，类似于现在的名片。谒稍宽，在西汉已经广泛使用，刺则开始流行于东汉至三国。当时的官吏、文士互相拜访，要先在门口将自己的名刺或名谒递给侍者通报，主人阅后，才决定是否接见，以及用什么礼节接待。另一种情况是在庆贺、问疾等礼节交往中，拜访者将名刺或名谒置于礼品之中，以表心意，这又有些像现在的贺卡。谒使用场合较为正式，刺使用场合相对随意一些。 朱然墓出土14枚木刺、3枚木谒。木刺长约24.8厘米，宽3.4厘米，正面直行墨书“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鄣字义封”等字样，字体隶中带楷；木谒长约24.8厘米，宽9.8厘米，正面顶端中央墨书“谒”字，右起直行墨书“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字样，这些信息都与史书记载朱然的籍贯、官职契合。 据考古发现，在墓中放置木制名刺，可能是东吴时期流行的陪葬习俗，在湖北武昌郑丑墓、湖北鄂州史绰墓、江西南昌高荣墓均有木刺出土，而木谒则是朱然墓首次发现，同期北方的魏晋墓中则尚未发现。 朱然，字义封，丹阳故鄣(今浙江安吉)人，他的舅舅朱治早年跟随孙坚起兵，是东吴政权资历最老的臣僚之一。朱然原姓施，因过继给朱治而改姓朱，他从小与孙权同窗读书，关系十分亲密，最终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在东吴军界是仅次于陆逊的二号人物。朱然于赤乌十二年(249年)去世，享年68岁，孙权为之素服举哀。 朱然墓是一座前带阶梯形墓道的双室墓，坐北朝南，前室与后室之间不设通道，仅以墓壁相隔。前、后室中各放置一具黑漆棺木，因在地下埋葬已久，呈浅栗褐色，后室墓棺较大。推测前室为朱然一位妻妾的棺木，后室为朱然棺木。 朱然墓受过盗墓者的盗扰，但依然保存了140多件随葬品，包括漆器、木器、青瓷、陶器和大量铜钱。其中漆器的数量相当多，约80多件，这批漆器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如案、盘、盒、勺、槅、盒、壶、羽觞、凭几等。有的仍在现代生活中可见，比如漆槅就类似于大食堂吃饭所用的餐盘，方便将不同的食物分区盛放；有的则已经离我们的生活远去，比如凭几，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都是席地而坐，坐累了就会倚靠在凭几上小憩，而在唐代以后，高背椅子开始广泛使用，凭几就被淘汰了。 朱然墓出土文物有4件因为极其名贵稀有，被列入我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漆木屐、贵族生活漆盘、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犀皮黄口羽觞。 朱然墓出土有一对珍贵的漆木屐，纵8厘米，横20.5厘米，高0.3厘米，重50克。据文献记载，我国很早就有穿木屐的历史。《急就篇》颜师古注：“屐者，以木为之，而施两齿，可以践泥。”南方天气潮湿多雨，地面经常泥泞不堪，穿着木屐可以提升鞋底与地面的距离，从而保持脚部的洁净。 东汉末年，木屐已经十分风靡，《后汉书·五行志》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木屐甚至还应用于军事。司马懿在五丈原追击蜀军，但由于关中地区地面有很多蒺藜，司马懿让军士两千人穿上平底无齿的木屐来吸附蒺藜，为后面的大军扫清障碍。魏晋以后，名士常以着木屐为时尚。朱然墓出土的木屐证实，在三国时期，穿着木屐就已经是贵族生活中的流行时尚，这一习俗很可能通过东吴活跃的航海活动而传播到日本等域外国家。 1996年9月，在朱然墓西南30多米处，考古人员又发现四座砖室墓，据考证为朱然家族墓，推测可能为朱然养父朱治或朱然之子朱绩(施绩)之墓，其中出土的青瓷羊造型优美，釉色莹润，是东吴越窑的精品之作。 如今，朱然墓已建成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朱然生前应该不会想到，他的家人将“名片”投入墓中这个细微的动作，让他在千年以后成为屈指可数的能够被后人“看见”的三国名将。（作者：青报） sealnews02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是一座“国家宝藏”，也是大学者陈寅恪所言“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灿烂的敦煌文物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近日举办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中国古代史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波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敦煌文物的流散情况。 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 提到敦煌，人们一定会想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末提出的。李希霍芬是近代地理学的先驱，他发现了美国加州的金矿，也勘探出了我国山西的煤矿。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受当时中国政府的委托来中国探矿。与此同时，德国俾斯麦政府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找一条可以连通东方和西方的交通线路。带着这个目的，李希霍芬来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和旅行。 1877年，李希霍芬写了一本书，叫作《中国——我的旅行成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古代有一条从撒马尔罕(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到洛阳的古老的商道，他把这条商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而且还推测出了罗布泊和楼兰的位置。李希霍芬是第一个根据中国史籍中的信息把古代的交通路线绘入地图的欧洲地理学家。 其实，李希霍芬只是构想了一个理论框架，而真正沿着这条路线去考察和探险，并证明丝绸之路确实存在的，是他的学生斯文·赫定。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从此，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地理学名称。 斯文·赫定是一位与科学家诺贝尔齐名的瑞典探险家，他从大学时就开始从事职业探险活动。1890年—1937年，斯文·赫定先后5次来到中国探险。1896年，他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即古于阗的遗址。1900年，他发现了古楼兰城。1901年，他从新疆进入西藏，绘制了西藏地图，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5世纪至17世纪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先后在海上争霸，开拓新航路。到18世纪末，海上航道基本开辟完了，于是这些探险家把目光投向了中亚这片广阔的土地。从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全世界的探险家都蜂拥来到中亚，这也是我国新疆、敦煌的文物在那个时期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斯文·赫定每次探险后，都会写成两种类型的书，一种是科学的考察报告，另一种是通俗的游记，包括《游移的湖》《丝绸之路》《我的探险生涯》。《我的探险生涯》是他的自传体探险生活的回顾，20世纪70年代就有汉译本，被称为“科学版的西游记”，读起来非常有趣。比如，你知道他1896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使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吗？不是骆驼，他竟然是坐船去的，因为当时沙漠腹地的地下水非常丰富，很多河流里都有水，可以行船。我们简直不能想象，100多年后的地理变化有这么大。 1927年，斯文·赫定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河西、新疆一带考察，这次考察中获得的所有文物都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参加国际性的联合考察团。新中国成立后，斯文·赫定还赞助了很多中国地理学家到瑞典去留学。 丝绸之路是两条伟大道路的汇合 丝绸之路其实是两条伟大道路的汇合。一条是从东到西，由张骞出使西域和甘英出使大秦开创的路线；另一条是从西到东，是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国一起对付北方的匈奴。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最远走到了蓝氏城，就是今天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他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年，这次有点像外交考察，想知道西方到底有哪些国家。他最远走到了番兜城，就是今天伊朗北部的达姆甘，这个地方仍是在中亚的范围内。 东汉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为了对北匈奴进行军事打击，甘英奉命出使大秦。这里的大秦是指东罗马，即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甘英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到达波斯湾时，原本打算航行赴大秦，但是被波斯船员所讲的海妖故事吓唬住了，选择了返航。很遗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打开西方航路的机会，而甘英放弃了。 亚历山大东征则是在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年轻的马其顿帝国第二位皇帝亚历山大先是打败了希腊，然后继续东征征服了波斯，又一路打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和印度的北部。亚历山大在东征时采取殖民政策，每打下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军官驻守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这个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但是由西向东的这条道路从此被打通了。 丝绸之路就是这两条道路的汇合，这条连通东西的通道持续了近2000年的历史。从长安(今天的西安)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沿着北道或者南道进入中亚两河流域，然后到西亚，一直到大秦，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一条通道。 丝绸之路上不是简单的物品流通 丝绸之路的功能，首先是商品交换。葡萄、核桃、胡萝卜、胡豆、菠菜、黄瓜、石榴，还有葡萄酒、香料、珠宝以及非洲的象牙、犀角，这些物品都是从西边传来的。汉唐之际，中央政府最想从西方得到的东西是汗血宝马。因为在冷兵器时代，马太重要了，中原本土的马腿短、跑不快，耐力也不够，打起仗来远不如西方的马，因此马是我们最渴望从西方得到的，尤其是价值连城的汗血宝马。而从中国传出去的商品，则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金银器、手工制品等。 除了商品的交流，还有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比如，从西域传来的音乐和舞蹈，这在敦煌壁画里有很多画面呈现，它们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艺术生活。还有波斯的占星学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汉地，让我们对自然、对宇宙有了更多的认识。 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技术，最重要的是造纸术。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造纸术，但那时候造纸只是用来包装其他东西，一直到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蔡侯纸”，纸张才和竹简一起成为书写工具。在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唐军被阿拉伯军团击败，在战俘中有很多随军的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并把造纸术传给了当地人。造纸术又从中亚传到了西方，它对后来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在唐朝，景教、摩尼教、祆教被称为“三夷教”，也就是三大外来宗教，它们也是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人传入的。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唐代时各地有一些零星的景教寺院。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块保存完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面用3种文字刻了铭文，是研究世界宗教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 丝绸之路上还有各种不同语言的传播和交流。无论是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还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里，都包括了中古世纪多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像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回鹘文、突厥文等，还有佉卢文、梵文、古波斯文、古叙利亚文等外域的古代文字，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字的第一手资料。 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固定的道路，而是一条东西方宗教、文化、语言和技术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改变了历史，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沿路传播，就如同他们带到异地的种子一样落地生根。今天很多人问我：丝绸之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丝绸之路不是简单的物品流通，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这是它最大的意义。 藏经洞发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00年6月26日，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发现，数年之内，藏经洞的文物大部分被当时的外国探险者瓜分，流散到海外。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是铁哥们、好兄弟，也是创业“合伙人”。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代，他们从底层打拼，抱团发展，逆袭成为一方霸主，和官二代曹操、孙权鼎足而立。 那么，这三兄弟在干事创业方面，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呢？ 东汉“合伙人”开局：热血青年志同道合 抱团发展，资源重组实现“1+2>3” 涿县个体户刘备，那一年28岁，虽然在县城，但是连个像样的铺面也没有，只能摆摊出售传统手工艺编织的草席、草鞋等生活用品。好在东汉时期，城管在市容市貌方面，管理得不严格，这才让刘备有机会踏入工商业，勉强混个温饱。 刘备曾是东汉知名儒学博导级专家郑玄、卢植的旁听生，虽然不是正经的科班毕业，但也学了不少“干货”。对于当前的生活，刘备表现出不满足的情绪。加上，年近30岁，在县城没房没车没存款，而且长有一副大耳，相貌不出众，家长还总是不停滴张罗相亲，中年焦虑油然而生。 比刘备生活更惨的是关羽，尽管颜值高出刘备许多，但是他出身成分不好，属于在逃杀人犯。关羽对这起案件不回避，他说，在老家，邻居是黑恶势力，干了很多奸淫掳掠的勾当，而当地权势部门还包庇纵容。没办法，自己效仿春秋时期的游侠义士，来了一场锄强扶弱。(声明：受历史的局限性，关羽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法治社会，请勿效仿。) 值得一提的是，关羽爱读《春秋左传》，对书中歌颂的忠义精神，非常信服。事实证明，关羽的一生都在践行忠义之道。 比起刘备关羽，张飞生活优渥得多，可以说是涿县“种养致富能手”。张飞家中有果园、畜牧场、县城还有肉铺、酒店等，横跨农业、餐饮服务业，实现一体化生产供应。 即便物质生活充盈，但是在张飞心中，仍燃烧着救国安邦的理想火焰。这同时也是刘备、关羽二人的志向。 三人相见如故，那年春天，相约桃园，东汉救国“合伙人”组合正式成立，凝聚起青年人的爱国信念，担负起救国安邦的使命。 张飞出资，关羽入干股，刘备作为发起人，入老字号品牌股，汉景帝之玄孙响当当的家传名号，让他成为三人中的首席决策者。与现代公司制度不同的是，三人还默契地立下“祸福同享，生死与共”的口头誓言。这成为维系三人关系，最朴素的契约。 重要的是，三人资源优势互补，产生叠加放大效应，成为当时乱局中崛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东汉“合伙人”：从分崩离散，到聚义重逢 “打不死我们的，必使我们强大” 刘备三兄弟刚刚占据徐州城，屁股还没坐热，曹操的20万兵马杀到，公司被吞并，各大股东在硝烟中流散。 三兄弟被迫分离，刘备带着一小撮人投奔了河北袁绍，张飞带着一伙人下落不明，唯独剩下关羽被曹操困住。 曹操看人很准，尤其对各色人才品行，有着独到的眼光。在“青梅煮酒论坛”上，曹操曾一语中的，指出刘备这家伙能干大事。 早前，关羽温酒斩华雄时，那杯酒，就是从曹操手中接过的，可以说曹操见证了关羽出道的高光首秀。 如今再遇关羽，老曹的爱才之心泛滥。他召开阵前股东大会，决定高薪挖人。开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京城二环别墅一套，名牌座驾赤兔马一匹、五险一金全套配齐、另外公司年底还给分红，更不用说预支半年工资，量身定制国际大牌工服了。 就这，关羽根本不动心。 关羽临走时，明明白白地给曹操回了信息：曹总，您是个好人！但是我老关此生已许刘，难再许卿。既然选择了大耳哥，就只能风雨兼程。曹总，实在对不住，您的赏识，我都记在心里了，咱不是那不懂事理的人！ 《三国演义》原文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实闻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请三事，已蒙恩诺。今探知故主现在袁绍军中，回思昔日之盟，岂容违背？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兹特奉书告辞，伏惟照察。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 曹操看完信息，虽然觉得遗憾，但是对关羽的为人，却由衷地敬佩，然后指着身边的一波小弟说，瞧瞧，人家关羽做人，那叫一个地道，吩咐三军开展学习关羽好榜样活动。…
历时13年首部荷兰语《红楼梦》全译本问世 历经13年艰苦努力，由林恪(Mark Leenhouts)、哥舒玺思(Anne Sytske Keijser)和马苏菲(Silvia Marijnissen)三位荷兰汉学家和翻译家合作完成的首部荷兰语全译本120回《红楼梦》，日前在荷兰正式出版。该译本共四卷，厚达2160页，装帧精良。汉学家们的翻译过程中有哪些故事？他们如何向荷兰青年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译者进行一一解读。 最感动 林黛玉焚稿 断痴情 哥舒玺思目前在莱顿大学汉学院教书，学生时代就和《红楼梦》结缘——大学一年级，她第一次阅读英译本《红楼梦》。“大概1985年吧，好朋友买了英译本，一读就上瘾了。她总是劝我们几个同学也应该跟着她阅读，好一起讨论小说中的人物。亏她真有说服力，我也买了这部小说的英译本，立刻就被迷住了，无法放下书。”哥舒说。 回忆与《红楼梦》的初相逢，哥舒表示，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书中的女性命运。“《红楼梦》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小说，是世界文学的伟大经典。最打动我的是年轻女性的命运——这恐怕说明我还没有达到看破红尘的地步。”哥舒介绍，当初最打动她的一回是《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在学习中国文化期间，三位学者不仅邂逅了中国经典，也认识了彼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和哥舒玺思、马苏菲已经认识很久了。”汉学家林恪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我们是在莱顿大学汉学院认识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我们都是《文火》荷兰译介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做过各种围绕中国文学的合作项目，也对文学翻译本身进行过多方面热烈的讨论。” 最喜欢 西方读者可以同《红楼梦》产生共鸣 进入二十一世纪，翻译荷兰语版《红楼梦》的故事渐渐开了头。本世纪初，荷兰以出版世界经典文学见长的雅典娜神殿出版社开始主动探索非西方文学的经典。“他们请人翻译完日本的《源氏物语》后，请我们介绍中国古典小说的情况。经过讨论，我们觉得《红楼梦》能够让这样一流的出版社列入他们的世界经典系列加以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谈及为什么推荐《红楼梦》，林恪说，“我们当然也谈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但我们觉得还是《红楼梦》更有特色。”林恪解释说，“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多层次、多维度的小说，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同时饱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如孔孟老庄的哲学、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中国世俗文化、绘画、建筑、中药等方方面面。就是小说的佛教背景，我们觉得在西方读者那里也可以产生共鸣。” 林格还谈到，目前所谓的“世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英美文学”。英美文化很深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文学和电影艺术，甚至形成了一个英美小说或电影的模式。也许，中国文学传统可以抵抗这种趋势，可以让世界文学更多元化，到目前为止，中国传统文学深深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 促使三位汉学家投身这项翻译项目，还有另一原因——荷兰语文学世界中还从没有《红楼梦》的全译本。“只有一个从德文转译的缩略版，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这个版本不仅不完整，从略了大部分的诗词，而且当时的荷兰语现在读起来真有点过时。所以，我们觉得翻译一个新的、完整的荷兰文版本，能够让荷兰读者享受这部著作的真正文学滋味和中国特有的传统叙述方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林恪说。 最困难 如何把清代白话文 译成现代荷兰语 为了保证荷兰语版《红楼梦》译著风格的统一和故事的连续性，三位译者进行了细密的合作。“我们首先把整本小说分成比较小的部分，每一部分六七回左右。每个人翻一部分，翻完后给第二个人看，处理评论之后再给第三个人看。然后我们定期开会作进一步讨论。”林恪说，“我们本来以为七八年内就可以完成，但这项工作果然并非易事。” 林恪坦言，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把清代的白话文翻译成现代荷兰语，“也就是说，怎么保持《红楼梦》的那种生动的风格和语调。”林恪举例说，“书中有很多对话，而且这些对话对人物的塑造很重要，所以要找一种既是当代的但又不能过于时髦的语言。其次就是怎么把中国哲学和诗歌等很自然地跟这些对话、跟这些人物的各种故事融合在一起。”…
一、梁山的三个节点 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水浒传》中，梁山108将之所以结局悲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系列变化 ，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比如第一个节点便是，宋江回家接老爸，被神仙姐姐授天书这件事。明显是“话语权”的争夺，拉虎皮做大衣，这种游戏自古及今屡见不鲜。 第二个节点是，晁盖之死。晁盖怎么死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死了就好！从此宋江就可以放开手脚了。如宋江根本不给晁盖报仇，去攻打曾头市，却一门心思地“赚”卢俊义上山。 宋江这种“曲线报仇”的做法，怎么看怎么让人难以理解。只能说明一点：这是宋江对梁山的整合手段。 第三个节点最引人注目的同时，也隐藏得最深，这便是梁山108将的排位。以“天意”为虎皮，用卢俊义活捉史文恭，替晁盖报仇为工具，开始对梁山全面掌控，并把梁山108将，死死捆绑在一起。 以至于那么爽利的鲁智深，在反对宋江招安时，虽公开提出了散伙，却不敢付诸行动，只能自打脸，为何？天降石碣时，既然接受了排位安排，也就等于承认了宋江是“天授大哥”，被死死捆绑在梁山。 这种情况下，鲁智深倘若真敢散伙，必会遭到整个江湖的围攻。所以，鲁智深就只能继续跟着宋江，换来了最终的“洒家心如死灰”。 且这次梁山108将的排位，也藏着玄机。所谓“谁制定游戏规则，谁受益”，宋江正是通过调整好汉排位（座次），确定了不可撼动的地位，最终实现了对梁山的整合，具体表现在这四位好汉的排位上。 二、对梁山马军的争夺，林冲遭排挤 梁山108将的排位，有个明显套路，除梁山四核心外，马军的地位高于步军，而步军又高于水军。 梁山四核心，通过赚钱卢俊义上山，已经被解决了。卢俊义虽排第二，却充当着“吉祥物”角色，实权掌控在宋江、吴用手中。公孙胜早就置身事外，为了补充他的职能，宋江把朱武，安排入核心，搭配卢俊义。 因此，马上将谁排第一，就成了关键一环。宋江的安排是，关胜虽上山很晚，却力压林冲，排在第五位，并成为梁山五虎将之首。林冲排在第六，梁山五虎将次席。 显然从对梁山的贡献来言，林冲这个排位冤到家了。自火并王伦之后，林冲就一直都是梁山第一大将身份，结果最终却被关胜压住。宋江为何这么做？ 只因林冲得罪了招安的关键人物——高俅。且林冲还是唯一公开喊出造反的好汉，在大战高唐州时，林冲对着高廉大喊：“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 显然，林冲的目标跟宋江背道而驰，成为了梁山招安的一大阻碍，宋江如何敢让他成为梁山五虎将之首，继续担当梁山第一大将？ 宋江想掌控住梁山马军，就必须要踢走林冲。由此，关胜这才依靠祖宗光环，压住了林冲，保证了宋江对梁山马军的控制。 三、对非嫡系的排挤，鲁智深、杨志排名很冤 花荣由于是宋江嫡系，排在第九，按理说他的这个排位，正好是梁山五虎将之一的。结果，花荣却是梁山八彪之首。显然这是花荣替宋江掌控梁山八彪的节奏。 那么花荣这个排位高吗？相对于鲁智深来言，要高很多！ 鲁智深是三山派大哥，正是由于鲁智深率领二龙山的加盟等，直接让梁山实力提高了至少一个档次。鲁智深的这等贡献，最差也应被排在前十吧，起码也应比花荣、朱仝、李应靠前这才合理。 哪料却排在第十三，给了一个步军统领大哥的位置。为何会这样？答案谁都清楚，就是由于鲁智深反对招安，且还是最激烈的那位！ 从关胜压住林冲来言，“祖先光环”似乎成了决定性因素。但为何却没体现在杨志身上？杨志是金刀杨令公之后，结果排名在第17，而排名第15的董平，竟入了梁山五虎将，杨志却仅入梁山八彪。 董平、呼延灼、秦明、关胜，这都是宋江亲自收服的，杨志却是二龙山的二当家的，属于二龙山派系，这就是原因！…
痴情的翻译家世界的《红楼梦》 【光明书话】 《红楼梦》一共翻译成了多少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一共八种：满文、藏文、锡伯文、蒙文、维吾尔族文、哈萨克文、彝文和朝鲜文。在亚洲的传播中，如果把朝韩算成同一种语言，一共有七种，分别为日文、朝韩文、越南文、泰文、缅甸文、阿拉伯文和马来文。欧洲传播更为广泛，有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希腊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德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瑞典文、法文和英文。总体而言，加上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了《红楼梦》的语言有30多种。 全世界最早的《红楼梦》外文全译本是汉朝对照文，朝鲜乐善斋藏的一百二十回译本。这个译本大致在1884年前后完成，译者是朝鲜的翻译官李钟泰等人。原文120册，现存大概117册线装本。朝鲜文全译本比西方语言全译本的出现早70余年。70余年后，西方语言的全译本俄文本《红楼梦》在莫斯科出版，译者是帕纳秀克。 目前为止，影响较大的外文全译本是两个日文版本。直接用《红楼梦》作为全书标题的译者是松枝茂夫先生，他是日本较有影响的汉学家，从1940年开始翻译《红楼梦》，1952年结束，大概花费12年时间。这个译本反复修订，多次出版。从1940年-1985年，他花在《红楼梦》翻译时间上前后将近50年。他是不是日本最下功夫、最花时间的译者呢？有人比他更勤奋。另一位日本翻译家伊藤漱平1958年至1960年在东京平凡社出版第一版函套版《红楼梦》，属“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一种。该系列还包括《史记》《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三言二拍》等中国典籍。1969年至1970年，他又出了全面修改版。1973年在1969年版的基础上再次修订。1996年-1997年，到了晚年他再次大规模修订重译。前前后后修订和重译大致有五次。 《红楼梦》的英文翻译开始得非常早，甚至比我们能够查到的一些日韩翻译还要早。早到什么时间呢？1812年。它最早出现在一本叫《中文对话与单句》的中文教材里面，编者是英国汉学家、翻译家、传教士马礼逊。1892、1893年在香港出版了乔利的英文节译本，翻译了前五六十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译本1929年出现，由常年在美国居住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美国兰登书屋在英美同时出版。王际真先生翻译的书名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是到现在为止能看到最普及、大家知道最多的《红楼梦》的一个译名。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红楼梦》的翻译来说比较重要，据法国汉学家雷威安统计：1978年翻译家夫妇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英译的第一卷、第二卷出版，1980年第三卷出版；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翻译的第一卷1973年出版，第二卷1977年前后出版，第三卷1980年前后出版；中国译者李治华和他的法国妻子雅歌合译的全译本1981年出版。全译版出版后，在法国文学界和媒体界引起轰动。法国《快报》周刊1981年底发表评论说：“全文译出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华美、最动人的这一巨著，无疑是1981年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令人痛心的空白，这样一来人们就好像突然发现了东方有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 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选择的底本前八十回是戚序本。他们不仅仅根据底本翻译，而是和汉学家吴世昌合作，在此基础上大量参校了庚辰本，以及其他脂本和程甲本，修订增补了大量的内容。二位先生翻译的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第一底本，参照程乙本修订增补。他们做了哪些工作？这两种底本里，此有彼无之处，尽量把有的东西保留下来。互相歧异的内容，就看译者本人的文化知识积累来选择，拿着两三个主要的底本以及其他的一些参照本“择善而从”。 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企鹅出版社出了五卷，卷一到卷三由霍克思翻译，卷四和卷五由闵福德翻译。他们选择的底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程乙本。霍克思先生也是一位兢兢业业、求真求实的译者，他知道这个本子不完美，在翻译过程中大量参照了俞校本和多种脂批本、程甲本，把程乙本大量删的内容补了回来。比如这段：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你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蹭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折了我的扇子”，叽叽呱呱，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走来过去地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话”。霍克思先生把这段话补充到了他自己的译文中，英文是这样的：…and Grandmother Jia’s palanquin was well on the way to the temple before…
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与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欲望是因欠缺而引发的主体心理状态，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 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了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 经过两汉和魏晋的挣扎，被打压的欲望开始重新生长。“竹林知识分子”躲藏于距京城洛阳四百里之遥的乡野，在纵酒、服药、操琴、吟诗和佯狂的同时，向道家索取抵抗欲望的秘方，却无法避免死亡的危机。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让世人听到了悲愤的裂帛之音，它宣告了欲望躲避策略的失败。 在唐宋两朝，农业种植技术已经渐趋成熟，长安街上行走着不同肤色的居民，制造出全球化或半全球化的繁华景象。在那些意乱情迷的青楼上，狎妓咏词成了时尚潮流。文人的风情在吟诵中被放大，在此后的上千年里，持续地引发缠绵而哀怨的回响。 不仅如此，说书人在坊间大量涌现，他们讲述的故事(情爱、神鬼、武侠和探案)，不断刷新欲望空间的宽度。而在后宫深处，皇帝和妃子的爱情也在秘密展开。这场最高等级的爱恋，虽然要面对着史官的谴责，却受到文人白居易的喝彩。作为一种宫廷样本，它向草根民众示范了情爱所能企及的深度。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的最大成果，就是“缠足美学”的确立。据说，是南唐舞女窅娘的纤足，因受到后主李煜的青睐，而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足癖风潮。这是一种欲望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规训女人的脚足、乳房和灵魂，另一方面鼓舞男人的情欲。女人必须缓慢而小心地低头行走，竭力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小脚女人的窈窕身姿，反而向男士们发出暧昧的召唤。肉欲在三寸金莲上燃烧和跳跃，犹如千万枝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迷狂表情。 跟“缠足美学”遥相呼应的，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是欲望的大脚，为底层士人提供进入社会高层的便捷方式。它还确立了欲望的联动逻辑：只要“金榜提名”，就能“洞房花烛”。这是权力、情欲和家庭欲望的一揽子实现方案。没有任何书生能对此无动于衷。 中国是个具有高度持续性的道德国家，它接受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的三位一体管理。男人在科举中题写严肃的政治理想，而女人则在女红中绣入柔媚的情欲。不仅如此，在宋代理学那里，欲望管理在严苛性方面达到了历史高潮。理学家洞察了欲望爆炸的现实，试图阻止它们的快速生长，他们提出“灭人欲”的口号，从反面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泛滥的现状。表情忧戚的道德家，就此向世俗欲望宣战，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欲望并未被阻断，而道德家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忽必烈家族统治下的元帝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叙事，面临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障碍。士大夫无法发挥自己的叙写能力，逐渐沦为沉默的一代，只有少数下层文人混迹于勾栏和酒肆，为“低俗喜剧”(杂剧)撰写脚本，并以这种方式向民间欲望致敬。但大多数农夫的理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欲望旅行路线，甚至无法逾越村头社戏舞台的边界。 第三次欲望大爆炸 明代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越过蛮族统治的岁月，汉人指望重新召回北宋的文化幽灵，由此引发了第三次欲望解放的浪潮。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权力中心向东部转移，形成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轴线(也即东轴线，跟西轴线遥相呼应)。它紧邻太平洋西岸，衔接大陆和海洋，营造出人口和器物流转的全新地理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工匠及其手工艺在太湖流域得到令人惊讶的勃兴，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器物制造、贸易和消费中心。木造、织造、瓷造、铁造、酱造和书造等风起云涌，超越了古老丝绸的物种限定，器物的谱系已经大致完备。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商号的五色旗幡。在这个浪潮中，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器物、珠宝、木料和香料，为中国工匠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 就在这个年代，鉴于海上非法贸易的兴盛，各种薯类和蔬菜被广泛引入，令中国人的食谱变得更加庞杂。不仅如此，围桌合食的餐饮制被广泛采用，酒与茶的对偶制也已经确立，形成席卷所有餐桌的美食革命。所有人都加入了争夺佳肴的桌面之战。而这种餐桌上的模仿和竞争行为，成为推动食欲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在面对大饥荒的同时，也经历了食欲大爆炸的蛊惑时刻。 这里要特别提及来自美洲的辣椒。作为一种最犀利的欲望激素，它从江浙一带登陆，而后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民众厨房的核心香料。没有任何一种调味料能像它那样，如此价格低廉而品味锐利，侵入每一道菜肴，刺痛并愉悦舌头，奋力改造着中国人的口味。辣椒是燃烧在身体内部的幽暗火焰。而另一方面，甜味作为富有的象征，占据了太湖流域的餐桌，它傲慢地推开重咸味，企图判处它与穷人为伍。在味觉的层面上，欲望发动了争夺口唇的暗战。 江南私家园林，是第三次欲望浪潮的最高成就。它是欲望表演的精致摇篮，是器物陈列的展室，是家园、戏台、花园、山水和避难所的复合体，是所有欲望及其投射物的百科全书。它以退休官员的名义，向文士、戏子和名妓发出了迷人的召唤。…
伊沛霞是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写作了十几本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之后，她开始关注宋徽宗，一个充满争议的帝王，她遍读史料，重新审视这个复杂的中国皇帝 想象一下宋徽宗时期的开封城。与开始就被规划为都城的大唐长安不同，宋都开封由一座州郡治所发展而来，起初，它远没有长安城恢弘。开封城里没有对称分布的宽阔大街，也没有整饬分明的功能规划区，以及专门划拨的集市场所。 有宋以来，开封的人口密度一直在增加。太祖定都开封前，开封的旧城墙每边不足3公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城墙外建屋，每一边的城郭被扩至7公里，白色的城墙高达12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布21座城门。城门外，一条30米宽的护城河环拱。新城墙将开封府的规模扩大了3倍。徽宗的童年时代，护城河又被扩建至宽77米、深约5米。当时，开封府的居民已经有一百二三十万。 在开封府的正中央坐落着王朝的心脏——皇城所在，它从视觉上象征着王朝的政治中心。京杭大运河自西向东横贯开封城，将其与扬州、杭州等南方重镇相连，丝绸稻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开封。每天清晨，猪倌驱赶着几千只猪进入城门。这些粮食谷物，有些进入皇家粮仓，有些进入市场。贩售同类商品的商铺自发比邻而居，有专门卖金银的街巷，还有集勾栏、酒肆、客栈、茶馆与妓院于一体的综合娱乐区“瓦子”，马行街的夜市灯火通明，以至于“蚊子与苍蝇都会躲得远远的”。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宋徽宗》一书中以细腻的工笔描绘徽宗童年和登基后的宋都开封，那里生机勃勃，市民生活空前发达，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政权的威胁，似乎会一直繁荣下去。 寻找宋徽宗 伊沛霞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这所学校以浓厚的古典学传统和对学生的高要求著称。60年代末，伊沛霞大三，学校要求人文学科的学生从主要的东方语言选择一门学习，伊沛霞觉得印度文明似乎太过于精神化，而大洋彼岸，中国正在发生“文革”，那是美国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试验充满好奇的年代，也是东亚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年代，伊沛霞选择了汉语。 没想到去教室上课第一天，老师竟然从古汉语开始讲起，但伊沛霞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大四那一年，她又主动选了古汉语，就此，伊沛霞一脚踏入了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领域。此后，伊沛霞读研究生时转入了汉学研究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75年拿到博士学位。但直到她博士毕业，她还没有真正的去过中国，相反，她在有限的资料里遨游，试图贴近古代中国的呼吸。 70年代中期，伊沛霞刚进入学界时曾读过一套史景迁主编的系列中国人物传记，那套书帮助她那一代人去了解当时尚属神秘的中国，从那时起她就在心中种下写一本中国人物传记的念头。 博士毕业后又过了几年，1978年到1980年之间，伊沛霞终于有机会去中国旅游，伊沛霞对展现在眼前的一切感到吃惊而心醉：古老的文明正以逐渐开放的姿态从新的体制中焕发活力。而六年前的1972年，西方世界还只能通过受邀去北京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眼睛观察这个古老文明。 或许是受芝加哥社会学派传统的浸润的缘故，伊沛霞在学术生涯早期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历史学家，她希望自己的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中国历史的重要的帝王或名儒，而能触及更广泛的精英阶层，1978年，她以贵族家庭为单位展开的研究成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三十余年，她从汉唐转向宋朝，话题从家族转向妇女又转向文化的视觉层面，为美国汉学奉献了逾12本著作。 伊沛霞在传统的论证性的学术叙述中引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细节，这使她的著作更加丰满，吸引了学术界和校园之外的更广泛的读者。从执教之初，她就致力于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写作，为此她很注重自己的表达效果。她最初的努力是在一门中国历史课上，当她为学生编撰课程读物时，她特意选取那些可以活跃课堂气氛的文本。之后，她受邀为普罗大众撰写一本中国史，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基础课的通行教材。 写完自己的第一本书后，伊沛霞发现宋朝历史可以为挖掘古代贵族家族提供更深入的话题空间。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相较于唐朝，宋朝留存下来更丰富的史料，宋人热爱以笔记体记录当时的风土人情与奇闻轶事，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和普通人的生活场景。整个80到90年代，伊沛霞尤其着迷从宋朝时人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中追问人类学问题。重视时人的记录也成为伊沛霞后来写作《宋徽宗》时延续的一种治学态度。 在90年代以后，随着图像学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崛起，伊沛霞对历史研究中的视觉对象和视觉方法兴趣日渐浓厚。伊沛霞认为，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言辞，城市的空间布局、礼仪的制式、建筑的样式、书画内容以及风格，都承载了历史的叙事。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对象，他参与艺术实践、城市规划、建筑营造，同时以个人的历史嵌入更大的历史进程中？起初，伊沛霞选中了南宋诗人刘克庄，这位诗人著述颇丰并在朝中担任要职，卷入过南宋末年的政治风波。但随着不断阅读收集资料，1998年左右，伊沛霞发现徽宗是一个更理想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实践十分全面地与空间、建筑、景观、雕塑、绘画等视觉因素相结合，还因为他在其中展现了鲜明的个人取向。 文人皇帝？ 有关徽宗的研究在国外汉学界已经有一些成果，有汉学家重新研究徽宗时的权臣蔡京，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徽宗的诗，但这样一本全方位透视徽宗的书尚属首次。伊沛霞广泛博取徽宗手诏、大臣奏疏、史官记载与文人笔记，尽量做到不偏重任何一方的叙事。 伊沛霞阅读过尚留存在世的宋徽宗所有的御笔手诏，这些公文写作或是使用高度格式化用语，或是曲笔隐微，不着情绪，帝王的真实面孔在掩藏下模糊不清。如何拨云见日，寻找隐藏其间的真实人格，是伊沛霞写作《宋徽宗》时定下的目标。 将帝王当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书写，中国传统史书中并无这种写法。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帝王因为身份也被高度抽象化，他被视作上天的儿子，国祚的象征，唯独很难的仅仅是他自己。帝王的言行很容易被解释出政治意涵，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朝政社稷，为此史家下笔不得不审慎，《宋史》中对皇帝的叙述相当枯燥。和20世纪前中国史家普遍认为替皇帝写传记不合适的观点相反，西方发达的君主传记传统，和宋同期的拜占庭哲学家Michael Psellus就曾写过《十四位拜占庭统治者》。 或是受到这些传记的启发，伊沛霞希望自己也能从徽宗的眼睛看当时的世界，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中，试图理解徽宗所有的惹起后世是非评议的政治选择，并藉此向读者还原更为丰满的徽宗形象。 所幸，徽宗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皇帝。如同他十分欣赏的南唐后主“李煜”，除了手诏、内批以外，徽宗留下了大笔私人痕迹的作品，如诗词、书法、绘画，这使伊沛霞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迹可循一些。 在涉及艺术、文化工程方面，徽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即位之初，他就点名批评前朝宫殿在柱子上涂饰翠金羽毛的做法，嫌弃过于奢华而不够效法自然，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修建皇家园林，搜罗长臂猿、瑞鹤、麋鹿置于园中，将其装点成自然而不失风雅的风格。…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首词从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开始，就有了固定的旋律。 这首曲子是如何诞生的？日前，《红楼梦》的曲作者王立平在国图讲坛上讲述了创作过程。 “当时我一听说要给《红楼梦》写曲子，虽然只是问有兴趣没有，但是有梦就有希望。”说起最初知道要为电视剧《红楼梦》作曲，70多岁的王立平至今仍难掩激动。 1982年的一天，有人告诉王立平，王扶林导演正在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问他有没有兴趣给这样的剧作曲。 “当时我的心就像开了锅一样，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大概语无伦次地说了这样几句——有兴趣、我太有兴趣了、极其有兴趣。” 不过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和导演的见面让他“有点失望”。 “我见他面的时候有点失望。他没说你来写吧，他说作曲是件大事，谁说都定不了，要红学家、编剧、领导大家一起商量。” 当导演问能不能大家一起聊聊的时候，王立平马上明白，“这么大一件事哪有轻易说了就行的，我知道这就是要考我”。 不过当时也不知道会考什么。王立平觉得“准备也白搭，干脆就别准备了”。 他确实有这样的自信。王立平从小就读过《红楼梦》，“尽管最开始没读懂”。“我不记得通篇读下来有几次，光开头就读过很多次，有时读一半放下了。但当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波折、磨难之后，我觉得我才读进去了。” “考试”安排在一个下午，在华侨饭店。 王立平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导演说了几句话，让我谈谈红楼梦，时间一个下午都给你了，你就开始吧”。 “一个问题也没提。我就后悔了，应该提前考虑考虑。”他笑说。 既然给了时间，王立平还真用一个下午时间谈了。“我就谈了对这本书的认识过程，开始没读懂，后来怎么理解的，还谈了自己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设想，以及我对电视剧《红楼梦》音乐的构思。” “我的主要观点是，如果说《水浒》《三国》是以情节取胜，那么《红楼梦》应以情趣取胜。我看书有时候翻了好几页不过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但正是这些细枝末节中体现曹雪芹的思想、观点和它的艺术魅力。同时，电视剧要留出充分余地表达人的情感，从情上发掘人物魅力。” 而对《红楼梦》的音乐，虽然王立平并没有想好用什么素材写，但给出了八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 “音乐应该做一个桥，既写曹雪芹笔下人物的惆怅感慨，也写曹雪芹的惆怅感慨。而且要变成我们这些再创造者的惆怅感慨，最终变成荧屏前观众的惆怅感慨。”他说。 说完了以后，一个下午过去了，王立平回去等着听通知。“过了几天，导演说他们决定请我担任红楼梦的作曲，我非常高兴。”这一年是1982年。 但这样的高兴也没持续多长时间。“没一两天，兴头就打不起来了。”…